記者:類型片的界限應該怎麼理解?
陳思誠:就是一些純類型片的天花板,如果沒有太
強的社會屬性的話,其實就是講一個簡單的故事。但是社會性話題一旦延展開來,賦予電影更多的社會屬性,那就會帶來不可預知的增量,也會讓更多的觀眾走進電影院。
記者:近期電影管理部門提出了打造“週末檔”的想法,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陳思誠:我認為周末檔是接下來電影市場發展的一個抓手,其實真正代表的是國產電影的信心。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信心,用好的電影讓觀眾重新習慣於回到電影院去看電影。
記者:您認為會有那麼多片方敢於把自己的電影放在周末,而不是放到一個大檔期裡面嗎?
陳思誠:我們這次就選擇把《消失的她》放在端午檔,偏暑期檔前面,就是希望能有一個口碑擴散和發酵的時期,然後能延展下去。做出這樣的決定只要對內容有信心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就是好片子的數量問題,如果我們的好的內容多到春節檔、暑期檔、國慶檔那三個大檔期已經消化不了了,那就會往其他檔期溢出,週末檔也就自然形成了。
“沒有絕對的好壞,我們就是時代的產物”
記者:親自當導演和作為項目監製,您覺得兩者的區別在哪?自己的感受上、操作上,有什麼不一樣?
陳思誠:作為監製,我在每個項目裡參與的深度是不太一樣的,比如《誤殺2》我就參與得比較少。我覺得每一個電影有它獨特的歷史機遇,未來我也不希望參與得特別多。有的時候我們公司開發的項目裡真的有我特別偏愛的劇本,那我真的就挺想自己拍的,但如果我覺得更適合青年導演拍,可能就會交給青年導演去拍,我就給予一些關注。有一些我覺得這個導演可能很放心,我會放手更多一點,所以這都不是固化的,而是有變量的。但是自己導演的東西真的得事無鉅細,全部得做。
記者:會刻意而為之地去扶持青年導演嗎?
陳思誠:當然會,我們公司有專門挖掘新導演的團隊。首先從商業角度看來,公司化運營需要更多的生產力,電影產業也需要更多新鮮的血液,需要更多的能拍類型片的青年導演。其實每一次我跟這些青年導演的合作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每個人的光彩。不僅是導演,我覺得從公司內部和外聘的編劇身上都能學到很多,這是有意思的地方,對每一個新的人,聽他們在講什麼,分析他們為什麼這麼講,這是在創作過程中做疊加的創作方法,挺好玩的。
記者:您也是從青年導演成長起來的,跟自己最初開始從事導演工作時相比,您認為當下這一批青年導演所處的創作環境怎麼樣?
陳思誠: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張藝謀導演、陳凱歌導演的青年時期有那個時代的好,那個時候電影還是非常高素質的東西,電影厂一年拍兩三部電影,他們自動已經在那個序列裡。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出現了短視頻、遊戲等等娛樂方式去分散了大家對電影的關注度,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其實沒有絕對的好壞,我們就是時代的產物,我們恰巧用電影跟這個時代發生關聯。
“商業化只是滿足我安全感的一部分”
記者:在觀眾的認知裡,由於《唐人街探案》系列和《誤殺》系列的成功,大家都認為您是一位特別擅長於拍攝商業類型片和商業操作的導演,您自己也這麼認為嗎?
陳思誠:其實不是,商業化只是我的一個表象。我認為所謂的商業化只是我的一部分,它是滿足我安全感的一部分。跟絕大多數人一樣,我的起點並不高,沒有任何所謂的“背景”,我所有走的路都是靠我自己努力,沒有任何投機的屬性。所以我不覺得商業那個東西一定是我精心算計的,如果精心算計我就不會拍後面的電影,甚至不可能拍《外太空的莫扎特》這樣的電影,因為它是一個機遇和風險並存的一個東西。
記者:發現自己喜歡的項目,想拍的項目,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您會主動去尋找嗎?
陳思誠:我們公司有專門的劇本推薦團隊。我們有很多自我生成的項目,也有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的項目。不過說實話,我們拒絕的東西很多。因為《誤殺》這個系列的成功,可能有一些商業化的背書,尤其所謂類型化懸疑片的背書,大量的項目來找我們,但我們一直在往外推。如果真的讓別人認為我是一個只注重商業的內容生產者,那可能我就會反而給人一種“殺雞取卵”的感覺,所有東西只要給我錢就做,其實不是這樣的。我還是更熱愛電影本體的,我一直很愛惜創作的羽毛,我認為我每一次的創作必須得言之有物才行,我現在早已經過了完全為了生計去拍戲那個階段了。
記者:您怎麼理解電影的個人表達和社會功能之間的關係?
陳思誠:個人其實是社會的一部分,我們就是個體,無數個個體組成了社會。其實我不是特別認同所謂的文藝片和商業片的分野,我覺得有很多人在誤解商業片。因為商業片是賣座片,賣座片代表著市場,而市場是由一個一個人組成的,這也是電影行業有魅力的地方,因為到最後是直面每一位具體的觀眾。真正的觀影不是靠組織靠趕著大家進場,觀影完全是自發性行為。所以真正意義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你能讓觀眾走進影院已經很難了。
我不會違背自己的初心來進行表達。但有的東西可能不太適合用電影表達,那你就一定要找更高的角度,站在更“人性化”的角度去表達,比如大家對於美、對於善、對於溫暖的認知是一模一樣的。
“電影是我與世界對話的唯一載體”
記者:從《士兵突擊》開始,到《北京愛情故事》,再到《唐人街探案》系列,然後到現在,當您回頭去看的時候,您是怎麼理解自己的成長路徑的?
陳思誠:會有理解也有一種費解,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每個人都被命運編排著,被一隻無形的手推動著,你面前有無數門,你自己選了一扇門推開,看似是主動的選擇,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主動的因素。我前不久趕到上海參加了謝晉導演百年誕辰的活動,因為我是被他帶入行的。我十六歲從高中二年級被他選上去到恆通藝術學校,真正意義上走進了這個行業,但是那個時候確實吸引我的就是“明星”兩個字。可是你不能指望著一個十六歲的來自瀋陽的少年有能力去思辨地看待人生和規劃未來,理解你和世界之間的關係,那個時候的理解很膚淺,你就希望站在舞台上有鮮花有粉絲的歡呼。你慢慢走進這個行業就會發現,原來你一直所希冀的,你所嚮往的,一直所追求的,其實正好相反,完全是與那些東西相背離的。
記者:您覺得電影是你跟世界對話的一個載體嗎?
陳思誠:當然了,是最重要的載體,甚至都搞不好變成唯一的載體了。因為我的生活特別寡味,除了看電影、拍電影沒什麼其他愛好。
我的朋友裡有喜歡滑雪的、打高爾夫的、打遊戲的,大家都有別的休閒方式,但我不是,我回家也是看電影,健身跑步也是看電影,不看電影的時候,夜跑我是戴著耳機聽書什麼的,我發現只有這些事能讓我享受。
(劉陽)